本文转载并翻译自《球星看台》，原文发布于当地时间6月3日，作者Amadu Onana。导读：在比利时的生活比奥纳纳想的难得多，在大雪天被教练戏耍，看台上的家长们让他滚回自己的国家，这些痛苦他永远都记得。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失败，绝对不能失败，他要证明给那些人看，他要对得起为他付出一切的姐姐和母亲。充气床垫。那是我来到新国家后的第一个记忆。那几个星期，我们几乎一无所有，只有一间空荡荡的公寓，昏暗的灯光，一张旧沙发，暖气还没开通，更别提床了。于是，我妈去百货商店给我们买了一个便宜的充气床垫。我记得它“活”过来的那一刻，你知道它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的那种感觉吗？太酷了，感觉我们之前一无所有，两分钟后，我们就拥有了一切。我知道这是千百万搬到新地方的孩子都会经历的故事，但它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。躺在那张床上，你是不是感觉自己像个国王？为了给我们更好的机会，母亲带着我和3岁的妹妹从塞内加尔搬到了布鲁塞尔，那年我11岁。我父亲在比利时生活多年，所以我有比利时护照，但母亲为了我们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。抵达布鲁塞尔后，我们在哥哥的教父家住了一个星期，因为没人愿意把公寓租给我们。他的教父名叫乔治，是布鲁塞尔的一名医生，他甚至亲自出面做担保人，签下相关文件，向房东保证我们能够支付房租。他是这个故事里的第一个天使，我们还会遇到更多天使。我们当时完全依赖社会福利机构，一无所有。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，充气床也不够我们三个睡，所以头几个星期，我妈睡在小沙发上，好让我和妹妹睡床垫。谢天谢地，因为妹妹那时候还小得像个小豆丁，而我已经很高了，我们每天晚上都蜷缩在那张床垫上，凑合着过日子。阿马杜-奥纳纳一家人感谢上帝，我们逃离了战火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非常幸运。在达喀尔的家乡，我们过着简朴但美好的生活，我们住在祖父母家——全家都住在一起。但跟英国那种情况不一样，我说的是20个人挤在一栋三层楼的房子里的场景。我记得应该是20个人，如果你问老家的人，他们可能会说30个。(不，40个，兄弟！40个！！！)里面住着我的表兄弟姐妹、姑姑、叔叔、全部亲戚。我的祖父(当然，我叫他爷爷)，就像我的第二个父亲，至于我的亲生父亲……嗯，这说来话长，总之，我至今仍对他心存芥蒂。我对他抱有一部分同情，因为他是一位来自非洲的移民，远在他乡，只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，我和哥哥会在夏天去看他，那时踢足球的时光很美好。但我们的关系很复杂有一天在年纪大了之后，你会意识到：哦，我们再也不是一家人了，是吗？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生活，你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。这件事至今仍让我耿耿于怀，我无法否认。我真走运，我爷爷的魄力足足有10个普通人的总和，他就是那种老派的“领袖型人物”，他可不是说那种你在播客里听到的那种人，而是真正的领袖，他的嗓音低沉得仿佛能震动墙壁。他甚至什么都不用说。他只要深深地叹一口气，你就会挺直腰板。他热爱足球，当喧嚣声让他烦躁、他被周围人惹得心烦意乱时，他就会跑到顶楼去。顶楼有个露台房间，那是他的避风港，除非受邀，否则没人敢上去。而我总是受邀，不知为何，我从未惹恼过他。我们常常坐在那里，他会给我读书，传授人生智慧，有时是《古兰经》，有时是书或报纸，等他平静下来，我们便下楼吃晚饭。他一定要吃洋葱酱米饭和鱼，如果足球比赛正在进行，他就会好好打扮一番，想象一下，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穿着传统的塞内加尔长袍，往身上喷着古龙水。“爷爷，为什么看球的时候一定要浑身香喷喷的？”我想，这是他表达对比赛的尊重的方式，就像他会穿西装去参加婚礼一样。他有一把棕色的大椅子，那就是他的“宝座”，我根本不敢坐那把椅子，只会躺在地毯上看比赛，我至今还能闻到那地毯的味道，在塞内加尔，我们用很多香料，那是一种混合着香料和……古老气息的美妙味道。我总是跟他说：“我需要搬到比利时去，这样我就可以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了！”我和我哥哥每天都缠着妈妈。“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我们走吧！”阿马杜-奥纳纳与哥哥和母亲但她多年来在这里一手打造了自己的理疗事业，她是一位成功的女性。试想一下，你11岁的孩子告诉你：“你必须放弃一切，我们才能追逐梦想。”你知道她做了什么吗？为了追逐我们的梦想，她放弃了一切，真的是一切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当时，我根本不知道她冒了多大的风险，我只是个怀揣着愚蠢梦想的孩子，我并不特别，只是达喀尔一个不错的球员，只是……一个普通人。但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她突然崩溃了，她说：“你们是认真的吗？”我们说：“我们是认真的！我们能做到！”她说……哈哈哈……她知道我把这写出来肯定会杀了我，她说：“如果我们真的搬去比利时，你最好认真搞出点东西而不是瞎胡闹，我不想为了一坨屎折腾自己。”告诉爷爷这件事是最难的，他抗拒了很久，他知道，没有我们他会很无聊。“现在谁来陪我看球？烦躁的时候，我可以跟谁倾诉？ ”但他看出我们有多渴望去比利时，所以他同意了。在塞内加尔的时候，没有他的同意，什么都做不了。最终，我哥哥不得不留在塞内加尔完成学业，所以就只剩下我、我妈妈和我妹妹，开始在一个新的国家生活。我记得临走前，爷爷对我说：“你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了，保护好你的母亲。”我当时11岁。我们带着行李上了飞机，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。阿马杜-奥纳纳和姐姐梅丽莎就在这时，我的姐姐梅丽莎走进了我的生活，她就是我的第二个天使，她比我大12岁——我们同父异母，她大半辈子都生活在比利时，起初，她就像个陌生人，但后来她成了我的救星，她总是带我去看球。她在医院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她会给我带叉子、勺子、毯子，什么都带过来。更神奇的是，她的妈妈也帮了不少忙。正如人们常说的：“养育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庄的力量”，就这样，我们日复一日地建立起了一个家。我记得刚上学的时候，我有五条裤子，每天一条，所以我必须非常擅长用它们搭配我的两双鞋子。“好吧，我觉得我今天做得不错。大家都没意识到今天是星期一，而我穿的是星期四要穿的裤子。”每个移民孩子都有一条“星期四裤”(指星期四穿的裤子)，但我们总能找到办法在其他时候穿。说实话，这里的文化确实让我感受到了冲击，我非常兴奋能结交新朋友，因为在塞内加尔，人们非常热情开放，就算你转学，第一天每个人也都会主动和你打招呼，到放学的时候，你就能交到20个新朋友。但在比利时……这并非诽谤，只是方式不同而已。第一天，我迟到了，走进教室，我是班里唯一的黑人穆斯林学生，所有人都用那种眼神看着我……
